高务实管理自家的京华都是习惯于自己只做规划,具体事务分配到人,他顶多把负责的几个人叫过来面授机宜一番就算放手了。因此,指望他做这个户部尚书的时候去管“二十八两银子的蜂蜜”,那是绝无可能。
攫欝攫欝。洪武型财政的最大特点,就是消耗部门与纳税人直接对接,而中枢财政部门——也就是户部,并不具备中枢调控作用,这会导致什么?当然是导致在这种财政分权之下中枢没钱。
你看,每个消耗部门都拥有财政权:兵部征收军备物资和兵役,工部征收营建物资和劳役,宫廷征收皇室用度消耗……
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这些衙门谁更强势,谁就能收更多的税。那么户部干嘛?户部就管着那点粮食和一条鞭法施行地区的粮食税。
然而即便如此,有明一朝的户部尚书也并不好当。据黄仁宇统计,1380年后上任了89位户部尚书,其中25人致仕离职、22人转任他职、16人被解职、7人死在任上、7人因病告退、3人被处死、3人被流放、1人未经允许而离职、1人死在战场上、1人自缢殉国,最后还剩下三位更神奇,堂堂地官大人,史书里居然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下落。
高务实很清楚这个洪武型财政是个什么东西:朱元璋居然将这么庞大的帝国,只视作一个自产自销的农村!
巘戅九饼中文巘戅。他以为只需要降低田赋,安抚好农民,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。可惜现实很骨感,这种各部门自给自足的财政体系,僵化而没有弹性,在遇到突发事件时,该收税的人群收不上来,就只剩下一条路:把负担摊派给看起来不会反抗的老百姓。
何其嘲讽啊!这几乎跟当初朱元璋的设想南辕北辙,他最想保护的人变成了这个制度
那么“洪武型财政”是如何演变成到这个地步的呢?
众所周知,明朝名义上的税率其实相当低,这跟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穷苦出身有关系。
他瞧不上桑弘羊和王安石等辈如奇技淫巧一般的扩张财政收入,而是给各地规定好了税率,把各省市的税粮收入刻在石板上,树立于户部的门堂之内。
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:朕就是要永不加税。
然而正如高务实此前在中强调的那样,低税收的代价是国家放弃了许多政府职能,于是大明朝只能要求军队屯田自给军粮,推行乡村里甲自治管理等等。
事实上,高务实在京营改制中搞出来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禁卫军“分立加合作”,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在给朱元璋擦屁股。
然而朱元璋还不仅如此,他立下的祖制使得大明朝廷给官员发放的俸禄也很少。后来写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顾炎武就感慨大明官员待遇之差,是“自古百官俸禄之薄,未有如此者”。
有多差呢?你以为只是银钱少?那可不止于此,洪武型财政的实物经济下,官员们的俸禄并不全是银子、铜钱和宝钞,被折算成了千奇百怪的物件,比较著名的有胡椒、苏木等都曾被当成工资发给文武百官。
至于布帛那就更常见了,甚至各地产出的不同布、帛、丝、绢、绸、缎等等,都能给你折算一下然后当成俸禄下发,而户部很不幸就管着这个折算——你折算高了户部亏空,折算低了百官唾骂。
类比一下后世的话,就好比你在政府机关上班,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各种上级文件精神、下级工作报告,然后到了给你发工资的时候,政府说组织上现在不发钱,反而给了你几百斤鸡蛋说这玩意就是你的工资,请问你什么心情?
我在朝廷上班,回家以后还要去开个杂货铺才能把工资真正换成钱吗?
所以说实话,在这种沙雕制度之下,官员很难不贪。
但是朱元璋不怕,他有他的解决方案。
他的解决方案就是用重典。他撰写了恐怕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部反贪教材的,这里头有明确规定,贪污六十两白银就会被斩首示众,还要把皮剥下来塞进稻草挂在官府办公室作为警示,这就是著名的“剥皮揎草”。
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,这种血腥的镇压也没能阻止贪污,因为官员们实在太穷了,比如正德年间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去世的时候,居然穷到“不能治丧”。
最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,官员们巧立名目增收,纲银、办银、兵役、饷费等摊派逐渐失控。虽然名义上的税率低,但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。
官僚系统飞快黑化,终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,谁不融入这种利益链条,谁就无法立足官场。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明官僚,在经历这种“要理想还是要现实”的思想斗争时,大多都选择屈服。
于是,身在朝廷的每个人都开始拼命给自己创收,而中枢财政却一穷二白。看起来每个部门各司其职,然而各扫自家门前雪,最后形成了巨大的公共服务真空带。货币发行、商业物流、户籍统计、土地丈量等社会责任渐渐无人问津。
政府的缺位,催生了明朝中后期相当程度的基层自治。都不说其他地方,只说河南新郑,如果当地有什么事高家不点头,新郑的县尊老爷能办得下去吗?然而高家在乡梓还属于良宦良绅,换做土豪劣绅会是怎样,那几乎不言而明。
这种近乎于“民间无政府”的状态导致大明产生了奇特的社会景象:一方面,安土重迁的农民因横征暴敛而放弃户籍,四处游荡;另一方面,城市手工业者自发联合起来,形成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,仅苏州一地在隆庆年间就至少有一万名手工业者。但由于财政体制的僵化,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始终办不下来,直到高拱当政、高务实崛起。
洪武型财政就像里的胡僧淫药,当浸淫其中者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时,便没有人在意副作用。
大明的由盛转衰,最先就体现在财政的入不敷出上。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税收,田赋一直呈现下滑。永乐年间田赋收入保持在3000万石左右,到了嘉靖元年,这一数字已经滑坡到2500万附近。也就是说大明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后,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提升,甚至还减少了近两成。
后世红朝建立才几十年,经济规模翻了多少倍?纵然时代不同,发展速度总有区别,可是两相对比,高务实怎么能忍受这种不仅落后而且奇葩的制度!